继一些地方公布市长电话之后，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向社会公布了省长、副省长、南昌市长的手机号码，目的是使南昌市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民众多了一个渠道投诉，这首先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是跟房屋分配的公开同样重要的是，有关省长手机热线的详情还应该进一步公开。
据报道，南昌某市民拨打省长热线，电话那边传来工作人员热情的声音。和大家猜想的一样，不是省长亲自接听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：手机就是要保证人在移动过程中也能亲自通话。如果电话仍然是由工作人员接听，记录下来汇报给省长，那为什么要用手机呢？座机难道不是更通畅，也更便宜吗？
其实，也都知道，就算省长忙中抽闲接了几个电话，那也不能成为一种常规，否则省长就是接线员了；而且，对于举报，就算省长亲自接听了，也要让人记录下来交有关部门去查，这跟工作人员接听了之后汇报省长，省长再签字让有关部门去查没什么区别。
不可否认，这样的消息还是让普通百姓感到兴奋，也对一时解决具体问题有所助益。大家从中读出的信息是，省长很重视这个事情，也愿意有人举报。也就是说，它的价值不在于实际运作，而在于执政姿态。
但是，把姿态和运作混淆起来，会出现很多问题。如果动机仅仅是姿态而已，那么就可能浪费大家的热情和时间。要找省长揭露一个人搞歪门邪道，可不是一件小事，往往要进行深入查证，准备大量的材料。我想省长大概不会说这只是姿态，而会说有运作实效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公布这个热线到底是怎样运作的。要真的能够坚持接听，并认真处理好每一个电话，那么就需要成立专门的部门（或小组）。省长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，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？其工作职责是什么？这都应该向全社会公开。也就是说，我打了这个手机，不管工作人员多么热情，我都需要知道他到底是谁，他和省长是什么关系，他的正常工作流程是怎样进行的，省长会不会都要亲自过问，等等。
这背后潜藏的问题是，省长热线和此前公布的市长热线、信访电话、纪委和检察院举报电话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不让大家直接去找这些机构？我相信在实际操作中，省长不可能完全撇开这些机构另立一套侦查班子。惟一的区别是，有些材料是从底层直接投递上来的，有些是省长热线转过来的，甚至是省长签字要求处理的。是不是在这些机构的运作过程中，后两者就要得到优先处理的机会？这样做的道理是什么？有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？
如果把这些问题想清楚，你就会发现省长热线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，它很有放大了的人治特性。它的确有短暂的特效，但是这些特效是建立在长官意志的现实基础上的。那些想要举报的老百姓之所以兴奋，不过是期待偶然中和省长亲自通话，让举报得到省长的批示，从而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。这跟古时候拦轿喊冤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有关公开市长手机、省长手机的媒体宣传也在强化青天意识，中心思想是市长、省长如何亲民、爱民和为民。既然市长、省长不能总是亲自接听，那为什么不用座机呢？大家兴奋的就是手机这种"亲自接听"的感觉，哪怕只是一种幻觉。
在一个成熟的社会，应该是相反的情形：找政府不如找法院，找市长不如找律师。
北京当局为奥运专门设立了示威区，但是，两位年近80的北京老太太却因为长期上访、申请抗议遭到惩罚。
这两位老太太吴殿元和王秀英先后五次向当局申请到新设的"集会游行示威场所" 游行示威。
但是，她们的申请没有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，后来，两人同时遭到被判劳教一年的处罚。
79岁的吴殿元和77岁的王秀英原来的住房于2001年被强制拆除。之后，两人就一直不断上访。
扣留盘问
吴殿元的儿子李学惠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叙述了事情的经过。他表示，两位老太太从8月5日至8月18日期间，先后5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申请到新设的"集会游行示威场所" 进行游行示威。
但是这些申请无一得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。两人于8月5日申请游行当天还被公安局扣留盘问10个小时。
李学惠说，8月17日中午，吴殿元和王秀英同时收到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7月30日签署的的"劳动教养决定书"。
他说，两位老太太8月18日再度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时，执勤的公安人员告诉她们， 因为两人已经在8月17日收到劳动教养决定书，所以她们现在没有权利申请游行示威。
李学惠表示，他们准备通过司法渠道提出行政诉讼，状告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。
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表示："积极上访的吴殿元和王秀英在申请游行示威后遭到当局处罚，显示了政府所宣称的在奥运会期间专设'集会游行示威场所'供民众申请游行，不过是在作秀"。
她指出，尽管民众提出许多申请，但当局除了报复的行动外，未有批准任何申请的报道。
近十几年来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，因征地、拆迁、国企改制、军人转业导致的上访人次剧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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